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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又一年(张利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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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7-23 12:50:3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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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,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”,节气的轮回,季节的更替真的是太快了。时间就像水推船,不经意间,皱纹爬上额头,白发插了一圈,时光老人告诉我: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。时间的飞逝让人感到害怕,总感觉去年鞭炮的火药味儿还未散尽,又是一年。吃过年夜饭躺在卧室的床上,双手举着智能手机,拨拉着屏幕,浏览着晒满“祝福”和“年饭”的朋友圈,不由得忆起过去的每个大年……
  小时候最盼过年了。那种盼是真的盼——一盼吃,二盼穿,三盼挣点儿压岁钱。八十年代,改革开放刚开始,联产承包刚到户,经济水平落后,物资条件匮乏,吃饱穿暖当然就是人们最期盼的。
  那个年代,除了过年,平日里就算孩子也是穿不上新衣裳的,一件衣裳一穿就是好几年,穿烂了补,补好了再穿。不知从那年的腊月开始,村里房前屋后的几个妇女开始盘着母亲上县,开启了年前的“疯狂”购物模式,说“疯狂”,主要是前所未有。大人们舍不得穿,每年只为我们姊妹两扯上几尺大纹哔叽、尼龙华达呢,赶制过年的新衣裳。那时,县里好像仅有一栋楼,名曰“狮子楼”,这“狮子楼”是商业楼,主要经营布匹。“狮子楼”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,就跟向往北京天安门差不多。我迫切地想搞清这“狮子楼”是否是狮子的模样。终于有一年,母亲带我上一次县,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见到了那座神秘的狮子楼——跟狮子根本就沾不上边儿。那为何叫狮子楼呢?母亲是这样回答我的:狮子楼是楼的名字,就跟妈叫你“利平”一样。母亲的解释不涉及半点儿科学知识,通俗易懂。对于母亲的的答复,我很满意。这第一次远行让我懂得:房子上面再摞房子的建筑就是楼房。
  县城离我们村40多里,母亲骑着“二八”自行车来回将近100多里不懂得累。买回来的布匹及早放到村里的老裁缝家排队。姐姐的上衣是大翻领,我的上衣是中山装。为了喜庆,母亲还要在做好的衣裳上别上红肩章,帽子上缝上红五星。过年的新衣裳母亲不让早穿,非等除夕那一天,过了旺火才可上身,大概是让旺气沾身的意思。
  又大了几岁,我懂得美了。那年母亲没有扯布,第一次奢侈给我买了一件成品上衣。回家让我试穿,衣服垂到了大腿,我哭得脱下来甩到了炕上。我不理解母亲,总觉得朝思暮想的过年新衣裳竟然如此的不合身,咋往出穿!母亲很无奈,看样子也知道的确是买得太大了。“钱已经花了,再说,为了一件衣裳专门再骑车跑100多里有点儿不值”,母亲磨牙费嘴地一直在解释,“根儿啊,你现在正是长个儿的时候,好像拔萝卜的,一年一个节,买的小了最多穿一年就不能穿了,贵巴巴的钱儿就白花了”。我真是失望,甚至是绝望。当时真想让她去换,但又考虑,母亲说得不无道理,是长个儿的时候。哎……毕竟是件新的,总比打补丁的要强,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决定要穿了。似乎故意在跟母亲作对,穿上那件上衣好几年,我的个儿一直都是原地踏步,就是不长。人生中的第一件成品上衣一直到穿旧、穿烂,还是那么大,就像唱老戏的龙袍。
  后来的几年,车子、手表、缝纫机这“三大件”在农村普及,我家又填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。为了派上用场,母亲跟村里老师傅学了裁缝技术,从此,我们姊妹两过年缝制新衣裳不再花钱用人。母亲没有文化,但学得认真,每天灯下研究绘图,用废弃的旧衣裳练习裁剪。母亲心灵手也巧,总共学了两个月,就基本能拿下来了,起码能伺候了自家的人。
  一进腊月,农村的年就基本开始了。
  先是杀猪,这是重头年货。杀猪的场面那是真的热闹,但我心软,从小对于猪的被杀更多的是处于同情。总觉得人是妖精,为什么连个猪都不放过。杀猪的前一夜,为了第二天好倒肠肚往往要让猪空肚,我看见猪饿的可怜,总会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给它弄点儿泔水吃。第二天猪就要死了,大人让我帮忙拦的捉猪,我都是故作样子有意地赶着它跑,不让被擒获,但我终究是改变不了它的命运,我的心在掉泪。我也期盼杀猪,不是想看它被杀的悲惨,而是那个猪尿泡好玩儿。碎尸后,屠宰工总会拽出猪尿泡,放在绵土土里边用脚搓去血渍油性,扔向我们一伙红领巾。我们发疯似的扑去争抢,总有一个先抢到的,不用说也是孩子王。我们争执不让,最后只能轮流着吹,这家伙吹起来鼓鼓的,用线扎住口扔向半空争抢着逮,落地后再用脚踢,真是刺激,甚至比吹避孕套还好玩儿。一个自产的玩具——猪尿泡一玩儿就是一后晌,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气球。别看一年杀一回猪,主人家是舍不得都留上吃的。村里人有没养猪的,也有养猪不扶中途夭折的,过一回年没点儿肉不行。吃过杀猪菜后,帮忙的人小酒喝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家了,主人家忙乎的吆喝接壁邻右的来家割肉。人们割走后坐犊,家里留上软腰窝。这卖肉的钱基本可满足全家半年的花销。
  接着就是压粉条。压粉条是技术活,和得面熟了放了锅里不经煮,和得生了跳起高高也压不动,不过不用发愁,每个村都有这样的师傅。请来人家,四五家聚在一起,家家一压一笸箩,一吃一冬天。那现出锅的的拌凉粉是最值得回味的,真正能代表一个时代。我以前的作品中,专门写了《压粉条》,此处不再详谈。
  自产的黄豆留足第二年的籽种后,剩下的便是平时给孩子们炒的吃,过大年磨豆腐、生豆芽。这豆腐一磨就是一锅,家里人口多的得两锅。磨出的豆腐留几块现吃,剩下的全部切成小块儿冷冻。豆芽的生长速度出奇的快,只要勤快的地过水打理,真是一天一个节。炒豆芽、粉条拌豆芽......从努出嫩芽就开始吃,一直吃到牙牙生毛须,那绝对是纯天然的美味桌上餐。
  炸年货是必须的。跟压粉条一样,也是点儿技术活儿。同样需请老师傅,爱吃脆的请张三,爱吃酥的找李四,几斤面几两碱,人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独家秘方。很小,母亲就教我搓麻花了。抓出醒好的面剂子,均匀地搓成手指粗细的长条,两手一前一后再搓成螺丝状,捏住两头往起一提,两股就缠在一起,放下,重复刚才的动作再搓,两股紧紧的背住了,然后捏住两头搭成个“八”字,一根麻花就成功了。搓好的麻花摞在一起,抹上麻油,以防干皮,等待下锅。炸麻花结束,趁着油锅还要炸一大瓷盆油饼、一大瓷盆糕、捎带一盆盆兰花豆。动一回干锅不容易了,涉及到用油炸的,基本上就一次性地解决了。再说,年饭必须准备足,这边有破五前生米生面不下锅的说法。
  家乡风头硬,独特的地理位置、气候特点造就了“山药(土豆)、莜面、大皮袄”这坝上三宝。用莜面山药做成的山药鱼那是经久不衰的美食,甚至成了招待饭,一直持续至今。山药鱼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年饭,炖上蘑菇羊肉汤、猪肉酸菜汤,吃起来真是不知道饥饱,一吃一个直棍儿,好几次都因为控制不住食欲吃坏了胃。条件艰苦的岁月人也显得结实,那时那有什么消化药,反正我是不曾听说。每次吃多都是按照母亲的土办法,爬在炕头着点儿热,放个屁就没事了。
  年饭准备的差不多,也基本上接近腊月根儿了。还有点儿零碎的小工程,母亲摆弄那点儿干货:化点儿咸盐水,把买好的生瓜子、生花生炒熟。这胡麻柴火有点儿硬,紧拨拉的就过火了,一炒一个欧(糊)个蛋,一吃一个黑嘴叉,那也吃得津津有味。我爱吃黑枣,母亲不让多吃,老说是吃黑枣拉不下来,直到现在我过年也不买黑枣,总觉得黑枣是种可怕的东西。父亲找人写对联。坝上村里贴的都是方形的,人们都叫“对子”。父亲去供销社买上红纸,回家拆开。一块钱能买3张,一张纸能拆6块儿。那时人才稀缺,全村也数不上几个文化人,会写毛笔字的更没几个。记忆中,父亲总是夹着红纸让袁老师去写,袁老师是我念小学时的校长。对子的内容每年基本都是“米面如山”、“牛羊满圈”、“五谷丰登“、金玉满堂”、”“风调雨顺”之类的话语。坝上以农牧为主,但十年九旱,有时解决温饱真的很难。现在看来,当时对子上的墨印也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  除夕这一天是最隆重的,叫守岁,俗称熬年年。父母大人包饺子,我和姐姐抢电视。
  过年的饺子要包一个“蹦蹦”,谁吃上谁有福。说也怪!我家每年都是父亲往出吃。母亲似乎有点儿羡慕嫉妒恨,父亲总是露着虎牙挑逗说吃得多概率就大。有一年,我为了吃出“蹦蹦”,按照父亲的说法,硬是干了两大碗也未能如愿,还差点儿憋死。母亲不让提“鳖”字,说那是骂人的话,我只能憋在心里。再后来,我再也没举过往出吃“蹦蹦”的意,还是顾命要紧。
  开始我家是黑白电视机,父亲弄得天线架只能搜到两个台,一个康保台,一个中央台。姐姐爱看康保台的武侠剧《射雕英雄传》,我爱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。姐姐拧到康保台,我立马换成中央台,姐姐再换过去,我再拧过来……几个回合过去,姊妹两就厮打起来。最终,还是我占上风,一来我是弟弟,二来春晚一年就一次,我每年都要向姐姐承诺:只要让我看了春晚,剩下的节目一年不看都行。我总觉得不看春晚就没有过年的气氛,另外,我还想见到两个人: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,倪萍是我的梦中情人。喜欢倪萍,是因为比村里人长得好看;喜欢赵忠祥,是因为永驻童心的《动物世界》。姐姐不爱看文艺节目就早早睡了,父母都是“电视眯”,电视关了就清醒,电视开着就瞌睡。四个多小时的春晚,每年我都要坚持看完。
  零点钟声敲响,爆竹声就起了,一阵接一阵,此起彼伏,一直持续到天亮。我害怕响炮,每次都是躲在屋里、钻进被窝、塞住耳朵。那声音听了让人活不出去,由于害怕炮声,每年基本都是父母大人在院里笼旺火接财神。母亲会把我们姊妹两的新衣裳拿出去在火苗上烤一烤,便可上身。
  天一亮,我和姐姐就穿上新衣裳出门拜年了。说是拜年,其实主要是为了挣压岁钱,那是过年最开心的时刻。我家在村里是小户,亲戚极少,一个当羊倌的姑父,一个堂叔伯姨姨。为了合理安排时间,我和姐姐事先在家就订好了路线。先是姑父家。一路小跑,进家就问好,然后虎视眈眈,静等掏钱。大人们不了解孩子的心,废话说上没完。不是问吃喝,就是问冷暖,我们哪有那心思听,更不想搭话。没有掏钱的意思,只能硬着头皮等。当时心中始终坚定一个信念——钱不到位,即使等到太阳落,我也要站在炕沿边。姑父看我两一来不搭话,二来站不稳,终于掏出了两块钱。我的天!这钱挣得真难。钱一到位,站在炕沿边也就没多大意义了,于是,匆忙赶到下一家。大年初一这一天,我和姐姐在本村每人常收入两块的压岁钱。
  按惯例,母亲常在大年初六回娘家,家里的那辆“二八”自行车是我们娘儿三的座驾。我坐在大梁,姐姐骑在后衣架,20分钟就到了10多里地的姥姥家。姥姥村里的亲戚相对多点儿。一下车,我和姐姐顾不得太多,就挨家挨户的问好了。凡是十连九亲的都去,出了五福的也要登登门子,一个也不放过。至今跟亲戚朋友说起来还记得那件有趣的事儿。那是去一个堂叔伯舅舅家问好,头次去家里没人,二次去还是不在,只好又去了个第三次,终于把他逮住了。硬是又挣了五毛钱。不管多少,多多益善。也有那灰亲戚,可能看着孩子可爱,总得逗一逗,问完好就是不掏钱,非要让再问一遍,他们这做法让人讨厌。不过也难不倒我,只要最终给钱,再来就再来一遍。啊呀!有时为了挣到压岁钱,真能让哑巴子憋出话。姥姥的钱母亲不让要,说是岁数大了。我很懊恼,姥姥坚持要给,母亲推来推去。姥姥只能使出最后的绝招“你看你寡不寡,这是给孩子的,又不是给你的”,一句话说的母亲哑口无言。至今,我仍感谢姥姥,感谢这句致命的语言。这“好”能问的都问完,我和姐姐都能挣到10多块的压岁钱,按当时的经济水平,不算太多也不少了。
  至于初一上坟祭祖,那是大人们的事儿,跟孩子无关。
  新时代,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,人们不再愁吃愁穿。平日里吃的、穿的胜过以前的过年。因此对年也不是那么期盼,年味儿渐渐变淡。年,似乎仅仅成了在外游子跟留守老人的分与合,聚与散!
  一年又一年,我慢慢在长大,社会在飞速发展。
  一年又一年,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电,似乎有年味儿的只剩下春晚。
  一年又一年,复制着习俗,苍老了容颜。
  一年又一年,回忆满满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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